新加坡的記錄劇場：藝術工作者的深切關懷

本文將著重探討新加坡華語劇場實踐記錄劇場的範例，很有趣的是，本地很少有“記錄劇場”；有的戲符合記錄劇場的範疇，但創作者又不將之歸類為記錄劇場。在筆者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也許會有遺漏，希望以下討論的劇作能夠讓讀者有所啓發。

本文首先以新加坡劇團戲劇盒的一些劇作談起；除了談談華語劇場的記錄劇場，也會討論英語劇場演出記錄劇場的實例。

蒐集歷史碎片、正視切身議題

戲劇盒成立於1990年，其作品多關懷社會。劇團通過劇場和社群互動，展開對話；讓觀眾通過藝術體驗思考社會議題，甚至邀請他們參與其中，或成為參與者之一。

2015年，戲劇盒在新加坡國際藝術節推出《不久的將來》，以兩部作品《一堂課》和《墳場》探討土地空間議題。《墳場》通過二部曲（“朝”、“暮”）探討新加坡的武吉布朗墳場，由戲劇盒藝術總監郭慶亮執導。

武吉布朗墳場是新加坡最大華人墳場，擁有將近百年歷史，許多新加坡先賢埋葬於此，極富歷史意義。2011年，新加坡政府公佈意圖，要在武吉布朗墳場範圍建公路，引起了民間保墳場的聲音。《墳場》的“朝”邀請觀眾在清晨5點半一起走進墳場看戲。表演者們通過肢體呈現一段無聲的演出，觀眾在墳場這個生與死的交界處，感受這個充滿歷史文化的空間的魅力；到了傍晚，觀眾就進入劇院觀賞“暮”。

“暮”以口述劇場的形式演出，除了可以看到清晨在墳場的肢體表演，也另外有演員們演繹採訪內容。採訪者包括不同机构的代表、组织代表、民间团体代表、新加坡传统文化協會、民間社會代表、相關機構、因遷墳而受影響的家庭成员们，等等。演員們扮演不同的角色，講述他們為武吉布朗墳場的未來交涉時的心路歷程。

《墳場》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變化，同時也通過劇場引發對未來土地空間議題的思考：在一個土地空間有限的國家裡，“是什麼力量在塑造我們的空間？我們什麼時候能夠挑戰空間的主導權？”

戲劇盒多年來沒有放棄走入社區，接觸廣大民眾，讓民眾有機會看劇場、參與劇場。該團把論壇劇場介紹給社群，也呈現過不少社區劇場的系列。其中不得不提及戲劇盒的《大歹紀》系列。

《大歹紀》是“嘲諷型新聞劇場”，在社區裡巡迴演出，結合了義大利喜劇及家庭倫理劇的元素，根據報章的新聞標題，特意誇大並嘲諷新聞時事。《大歹紀》（由閩南方言念出，意思是“大事件”）系列最為經典，最受社區觀眾歡迎，從2004年首演至最後一次在2013年演出的期間，那近十年的演出皆由原班人馬呈現。《大》雖然主要以華語演出，卻也參雜方言、英語，形式搞笑，內容卻又與民生息息相關。

《大》以輕鬆爆笑的形式解讀新聞。創作者之一李邪在網絡雜誌《實誌》[1]裡頭寫的一篇《“大歹紀”創作歷程》如是說道: “我開始想，如果用蒙太奇的方式，為已經出爐的新聞，重新排版，會怎麼樣？這樣的洗牌，會不會讓觀眾，重新解讀，相關新聞的背后意圖？”

嚴格說來，《大》也許不在“記錄劇場”的範疇裡頭。記錄劇場重視記錄，重視事實，而《大》雖然以媒體新聞標題為主，取材自現實的社會／歷史時事，但是卻是以虛構／隱喻的方式去再現小人物在社會議題下的掙扎和困境。然而《大》卻又做到了利用藝術手法，讓觀眾在劇場空間裡思考切身的社會議題。雖然是幽默嘲諷去處理新聞議題，不但不會讓人誤解現實議題，反而促進了思考。在這篇文章加上《大歹紀》這樣一個在“記錄劇場”與“非記錄劇場”之間遊走的劇種，或許能夠產生更多的思考，對於記錄劇場的定義，以及它的公用和性質。

記錄劇場的各种嘗試

除了上述劇目，戲劇盒也呈現過《她的故事》在2011年演出，編劇是方永晉，故事改編自一對夫婦的真實故事，主要以女主角的視角，講述五、六十年代為政治理想奮鬥而犧牲個人家庭幸福的女性故事。劇中的女主角的故事正是編劇母親的親身經歷，方永晉通過自己一家三人的故事，還原了新加坡國家歷史之外的某一面貌。

除了戲劇盒，新加坡華語劇場甚少呈現記錄劇場。“TOY肥料廠”近年來呈現過兩部劇《白言》和《擺渡》。

《白言》2010年首演，由藝術總監吳文德編寫，採訪了新加坡著名演員白言先生的生平事跡，作為一場對白言先生的誠心敬禮。《擺渡》嘗試捕捉新加坡華語劇場近50年的面貌，編劇鄒文森和導演做了好幾個月的研究與訪問，結合了文史資料、人物訪問，而訪問的對象除了劇場台前導演、演員，也包括了劇場的幕後人員如電工、搭建布景工人⋯⋯ 等等。然而《擺渡》卻又把這些真實的人物訪問融合在虛擬的劇情裡頭。雖然觀眾最終是能夠分清何者為實，何者為虛，但《擺渡》顯然是在紀實和虛構之間遊走的戲劇—— 有著記錄劇場的特質，卻又穿插虛擬的情節，為觀眾製造一個安全的距離去進行反思。

在新加坡的英語劇場，也有幾個記錄劇場的範例。本地編劇亚菲言（Alfian Sa’at）的作品《冷靜日》（Cooling Off Day）和《煮一鍋咖哩》（Cook A Pot Of Curry），都屬於口述劇場，在在反映了當時的時事面貌。兩部劇都由本地的野米劇場（Wild Rice）呈現。

《冷靜日》首演於2011年，亚菲言訪問了35位來自不同背景、年齡、族群、社會階層的人們，邀請他們暢談對政治議題的任何感想和態度。那一年5月是新加坡的大選日，在大選日之後，亚菲言發現很多受訪者都對大選很有想法和意見，並且很願意與他多作分享。對亚菲言而言，第一次嘗試口述劇場讓他發現了該劇種的優勢。受訪者只透露了自己的名字、種族、年齡和職業，他認為這為受訪者製造了一個安全的距離，讓他們能夠暢所欲言。

《煮一鍋咖哩》則在2013年呈現，探討的是移民課題，亚菲言也訪問了30多名新加坡公民和新移民，讓他們談對移民和身分認同等課題的看法。因為受訪者的背景大異，演出的語言也很多元，包括英語、華語、馬來語、福建話、潮州話，以及帶有菲律賓、中國等不同口音的英語、華語等等⋯⋯

對亚菲言而言，記錄劇場仍然是新的嘗試，尤其開始寫《冷靜日》時，他也會擔心編劇的聲音會不會消失？但他很快發現，他怎麼組織那些訪談，怎麼修飾訪談內容，其實都透露了他這個編劇的“聲音”。

周豐林的記錄劇場

最後，不得不提一提新加坡英語劇團“必要劇場”（The Necessary Stage）的作品《周豐林的獨白》（Completely With/Out Character）。

該劇在1999年演出，顧名思義，講的是周豐林的故事。周豐林“是新加坡第一個敢於公開承認自己身患艾滋病，並允許新聞媒體採訪、拍照的人，因而獲得“艾滋病先生”的稱謂”。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在艾滋病會議上現身說法，也義務參加防止艾滋病的宣傳工作。《周》的編劇是“必要劇場”的驻团编剧哈里斯.沙玛，根據周豐林的故事編寫，是一部紀實性的獨角戲。

這些都符合了記錄劇場的條件，而該劇做得最極致的地方，便是邀請周豐林本人上台演出。

周豐林在台上演繹不同的角色，但也同時演自己，在舞台上分享自己的患病歷程。他甚至在演出中加入了現場問答的環節，讓人通過網絡IRC聊天室向他發問。只有這部劇能夠做到現場即興演出，因為回答問題的正是周豐林本人。整部劇有編劇編寫，有導演排練出來，但觀眾的感受和震撼肯定很強烈。

周豐林在演出後的幾個月就逝世。在2014年和2017年，新加坡年輕藝術家羅子涵重新演繹《周豐林的獨白》—— 通過挖掘當年的錄影、採訪、手記等資料，為觀眾再現周豐林的故事。

結尾：藝術工作者的深切關懷

新加坡劇場常常在作品中探討社會議題，但也常常以虛構的故事，虛擬的情節，寓言式的說故事技巧，帶出重要的社會課題。記錄劇場的實例不多，但無論是像《大歹紀》這種在紀實和虛擬之間遊走的劇種，或是像《周豐林的獨白》這樣把記錄劇場推到極致的嘗試，這些藝術工作者們都在做出不一樣的嘗試，去激發觀眾的思考，或是提醒觀眾一些大眾已經忘記了的人、事、物。

新加坡的記錄劇場是有走得更遠的潛能。在這個強調個人，強調“我要什麼”的時代，記錄劇場提醒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林中一葉。我們可以聽一棵樹而知道整片森林的狀況，但記錄劇場讓我們有機會學習聆聽，從各色各樣的葉子，拼湊出一個我們認知意外的世界。

[1] 《實誌》第 3 期:傳統與現代 / 2013年7月 http://journal.practice.org.sg/all-issues/issue3-tradition-and-modernity/page-49/

—— 刊登於《當記錄變成劇場》 一條褲製作有限公司出版  2018年初版 http://www.iat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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