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尽处 仍余一襟晚照 金庸纪念专辑（1924-2018）
- 梁海彬 | hB
- Nov 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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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武侠小说大师、著名报人、文化人金庸10月30日与世长辞，享寿94岁。
金庸的小说影响数代人，有海水的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品；金庸也与新加坡有渊源。《文艺城》推出纪念专辑，访问本地作家谈金庸的影响，以及大师友人忆昔。
本地剧场演员、青年写作者梁海彬说，金庸小说的主角，大都在繁华落尽后，找到自己的新天地，留给尘世的，如其好友黄霑歌词所言，“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繁华落尽后”，“还剩一襟晚照”也是世纪写照，照映每一个金庸读者。
1. 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金庸小说
多少人因为阅读金庸而想要创作属于自己的武侠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些振奋人心，勾起创作欲望的武侠杰作，将永远留存读者心中。
陈志锐：小说成了考题少了刺激
金庸的小说有魔力，一翻开就停不下来，本地诗人陈志锐记得中学时代，为了不让父母发现，他每次坐在父亲开的德士后座，避开父亲的后视镜，在颠簸的路上偷看金庸，搞得近视也不肯罢休。
新加坡教育部2006年曾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第35回至36回节选编入中学华文文学课程内容。同年，也把《雪山飞狐》编入初级学院H2华文与文学（语特学生必修科）课程内容，并自2014年起，以《天龙八部》第41回至第43回节选取代《雪山飞狐》，沿用至今。金庸当年入选本地教材，引起华语世界的关注。
12年下来，陈志锐认为普遍上学生是感兴趣的，只不过进入教材，成为考试题目，就少了刺激，少了当年他曾经历的那种禁书感觉了。不过《雪山飞狐》结尾，那开放式的结局，最后一刀到底砍下没有，总能激发读者联翩浮想。
张国强：西化过程有一支撑点
一百读者，就有一百种金庸。
本地小说作者张国强就在金庸作品中找到文化身份的寄托。
他说：“我同辈人大概最大的疑惑是个人身份认知的问题，我们明确被标为华人，也被告知5000年文化，这个遥不可及的概念（毕竟教育正对我们进行西化的改造）。通过金庸作品，我突然有了一种跟祖辈的某种联系和认知，尤其那迷人的侠义观念，给我们在西化过程拥有一个支撑点，可以勉强对自己作为华人有所想象和向往。”
影响张国强最深的是《射雕英雄传》，因为那是他的武侠初体验，至于个人偏爱的，则是《天龙八部》。
他说，《天龙八部》故事枝节之多却有条有理、不温不火娓娓道来，人物角色繁多，却没有谁是多余，每个人都描写得立体。此外，小说穿插不少佛道哲理，引起读者兴趣。他相信，经典必能跨越时代，更重要是能启发读者思考，鼓励读者上下求索。
另一本《侠客行》记载的玄妙神功，隐藏在秘密字形之中，打开了张国强的另一只眼睛，“不再执迷于文字面，更深层领会文字之间那些没写出来的留白。”
沈岳川：每千字都一定有小精彩
曾出版武侠小说《天厨记》与《蝠泣录》，善用双语写作的沈岳川（笔名：岳观铭）也是金庸小说迷。
他还记得小学五六年级，1970年代末，从《南洋商报》上每日追看《射雕英雄传》的情景：“千字不到，就这么一小段里，一定有小精彩，或是故事情节攀个小高峰，谜团抛条小线索，又或主人翁面对危境与难题，急须思考对策，做出抉择。让读者读得心惊胆战，追得不亦乐乎。多年后，我自己写小说时，也紧记这‘每一小段须带有小精彩’的道理。这是对读者的尊重，要明白读者时间宝贵，肯挑你的书来看就有所期待，尤其现代人生活步伐快，若书里的小精彩隔得太远，读者很可能会中途放弃呢。”
沈岳川推崇金庸文字的深入浅出，适合男女老幼，有人看情节，有人看武打，有人偏重情爱，有人喜好人物，也有人看金庸的格局、看人性。此外小说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更是滋养读者。
让他印象深刻的一段，是郭靖、黄蓉守城的情节。“当时强敌将至，郭靖身负重伤，仍站在身怀六甲的黄蓉身前守护。黄蓉立即斥道：‘靖哥哥，是守城重要，还是你我情爱重要？是你身子重要，还是我身子重要？’郭靖一点即透，立刻闪到黄蓉身后，让黄蓉守前线。当年读到这一段，只感到热血奔腾，泪眼盈框。也认识到凡事得顾大局。”
梁海彬：繁华落尽后找到新天地
本地剧场演员、青年写作者梁海彬在不同人生阶段，醉心于金庸不同时期的小说。他形容那恰如独孤求败在不同人生阶段对武学有不同的领悟一样：20岁最爱《神雕侠侣》，小说紧扣“情为何物”，荡气回肠，以武入情，把无法言喻的“情”表现得很淋漓尽致，写得比其他爱情小说还要好。30岁以后则爱上《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他说，《笑傲江湖》以武林隐喻政治，就连少林高僧、武当道长都是政治人物。到了《鹿鼎记》，金庸干脆通过韦小宝这样的市井小人揭露官场的虚伪，揭露人性。
金庸《笑傲江湖》手稿：第14节孤山梅庄。（杜南发提供）
“《鹿鼎记》让我们看到小说里每个人物在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之下，会做出不一样的事情，并且告诉我们：政治底下是人性。《笑》讲人事，《鹿》讲人性。”
金庸小说也散发隐士气息，杨过小龙女、令狐冲任盈盈、张无忌赵敏、袁承志和夏青青，最后都选择离开纷扰的江湖，梁海彬说，就连最富政治手腕的韦小宝也要出走，隐姓埋名。
“查先生的小说主角虽都是少年人，但大都在繁华落尽之后，找到自己的新天地，留给我们这些尚在尘世的，拿黄霑的歌词来说，就是‘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2. 广播将金庸世界
传递到各阶层
《新明日报》前总编辑潘正镭认为，金庸当年为社会大众办报，同时以武侠小说做支撑，是非常有眼光的决定。
金庸的影响远超报纸，潘正镭说，当时路边讲古、丽的呼声电台，密集地通过声音，把金庸的武侠世界、恩爱情仇，栩栩如生地传递给各阶层人士，给一代人丰富的精神喂养与慰藉。
潘正镭认为，声音的传播贡献巨大，却也往往被忽略。
至于金庸小说中，那些跃然于纸上的人物，潘正镭少年时代已经遍览，印象深刻。潘正镭感慨后来多种影视文学改编，“十之八九乱七八糟”，成年后也不再重读金庸，要保留年轻时美好的文学想象。但作为经典，潘正镭相信，未来还会有读者，且是有心的读者，将继续珍视这些作品。
3. 黄展鸣漫画将金庸作品译介到东南亚
1996年本地漫画家黄展鸣绘制的《神雕侠侣》漫画出版，可说是金庸与新加坡的另一段缘。
黄展鸣绘制的《神雕侠侣》漫画版。
漫画后来陆续推出中文简体、繁体，英文、韩文、泰文、越南文与印尼文版，可说是率先将金庸作品译介到东南亚各地。
黄展鸣记得当年出版卫斯理漫画，因为版权问题，香港明河社询问他是否有意改编金庸作品，他本来准备改编《射雕英雄传》，设计了人物造型请金庸过目，后来才又建议改编出版《神雕侠侣》。在香港办推介礼期间，黄展鸣受邀到金庸家里见面，金庸看了他的漫画，也写了几页信笺予他。
要改编这样一部杰作，黄展鸣说，最困难是如何将这90多万字的小说浓缩在有限的篇幅之中：“比如‘千军万马’四个字，在小说里一笔带过，但这四个字要表现出来，会让人画到傻。”
《神雕侠侣》漫画之后，港台出现更多金庸作品漫画，市场饱和，黄展鸣也决定见好就收。
4. 我的“学弟”金庸
2005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书院迎来81岁的博士生金庸。
2005年金庸（前排左四）与同学合影于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书院。前排右二为陈志锐。（陈志锐提供）
当时本地诗人陈志锐已在剑桥读博两年，同系的博士生听闻来了偶像级的“学弟”，都带着小粉丝的心情盼望大侠的到来。
迎新会那天，金庸精神饱满来到美丽的剑桥，陈志锐觉得金庸一如其笔下的武林前辈，豪迈地以带着乡音的华语跟在场的各位寒暄，要请每个人吃饭。
陈志锐说，金庸以八旬之龄赴英国修读博士，让人敬佩不已，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金庸英文水平非常好。
圣约翰书院当年拍了一系列宣传照，以金庸为核心，希望借此吸引华人世界学子，陈志锐有幸与金庸合影，那张宣传海报，目前也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里展出，显示金庸对这段生活的重视。
陈志锐去年造访时看到照片，回忆缱绻。他说：“现在回想，与金庸成为同学，是上帝给我很好的礼物。金庸是遥不可及的偶像，占据太多人的青少年时光，很多启发都是由金庸作品而来。”
2012年，圣约翰学院在后院的学者园为金庸立了诗碑，刻上金庸的书法：“花香书香缱绻学院道，桨声歌声宛转叹息桥”。
5. 金庸的社论扮演知识分子角色
前报人杜南发与金庸结交多年。
1981年金庸（中）、倪匡（右）宴请杜南发后摄于香港铜锣湾。（杜南发提供）
1981年杜南发编《南洋商报·文林》期间，经倪匡引荐，在香港采访金庸而结交，此后多有来往。不过杜南发最后一次见金庸已是2007年，当时《新明日报》出版40周年典藏书《重新发现》，杜南发飞到香港给新明创办人金庸送书。
金庸1967年与本地殷商梁润之联合创办《新明日报》，借鉴香港《明报》的经验，为新加坡报业带来新气象。
本意打造主流报纸
《新明日报》聚焦市民阶层，金庸也放权让本地团队经营，长期耕耘，也重视本地化。
杜南发说，以日报命名，是因为金庸本意打造一份主流报纸，从都市报起家，渐渐走向主流。1970年代末，新加坡报业环境改变，金庸卖掉新明日报股权，则是后话了。
谈到金庸的报人身份，杜南发说，中国许多文人办报不成功，主要是因为分不清文人性格与报人身份；金庸成功之处，是观念清晰，分析透彻，尤其社论，扮演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角色，一位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结合西方理性的现代知识分子。
杜南发说：“很多文人只活在自己的文字里，但金庸走入社会，面对国家，有天下为己任的观念。”
金庸小说如《鸳鸯刀》早期也在《南洋商报》连载，不过创办《新明日报》之后，金庸“肥水不流外人田”，由新明日报首发他的《笑傲江湖》，如今回想起来，可说是本地阅读圈的一大盛事。
至于文坛的态度，杜南发说，1960年代本地文学圈子，仍是现实主义氛围，认为现实主义才算是真正的文艺，武侠小说则属于大众文学。当时的氛围，对照今时今日我们对金庸的想象，观念已大为不同，对比起来也非常有趣。
金庸来新加坡避风头
当年为《新明日报》编小说版的前报人林玉聪，珍藏了不少金庸手稿，林玉聪过世后皆转让予杜南发。
林玉聪曾撰文追忆当年编版经验。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期间，金庸生命受到威胁，来到新加坡避避风头。在新期间，金庸每日都到报社工作。当时坐在总经理对面的林玉聪写道：“每日下午三时左右，金庸就到报馆来，在总编辑潘粤生的座位坐下，取出稿纸——他的稿纸应该是特别印制的，每张约500字，格线是深灰绿色。铺好稿纸，他即开始抽烟构思，在烟雾嫋嫋中执笔书写。他写得并不太快，时不时抬头，抽着烟，出神一会又低头写几个字。他每写满一张稿纸就放在一边；排字房的工头吴树桓往往会在外面等着，看到一张写完，即连忙推门进来，拿了出去发给排字工友。”
金庸写字整齐，很少修改，也从不打草稿，一蹴而就，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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