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转调世代系列］访问 1

年轻作者眼中 文学奖推动力不再 ？

2015年05月08日

陈宇昕／报道

梁麒麟／摄影

征文类文学奖往往是年轻写作者的舞台，但在本地，尤其是华文文学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文学奖还有多大的推动力量？配合本报《文艺城》今天起刊载的新系列“后转调世代”，我们找来本地年轻华文写作人，从文学奖谈起，拼凑本地年轻华文写作生态圈的一个侧面。

又到文学奖征稿的日子。

两年一度的金笔奖，以及每年举办的大专文学奖，加上3月已截止的方修文学奖，相信许多写作人早已磨刀霍霍，整理文稿，创作新作品准备投稿了。

文学奖在本地有多年历史，1980与90年代由联合早报主办的金狮奖，曾是本地华文文坛盛事，也是重要推手。包括张曦娜、谢裕民、潘正镭、韦铜雀、希尼尔、尤今在内的多名本地知名作家都曾获金狮奖。此外，还有如旅台马华作家钟怡雯与陈大为，也都是金狮奖得主。

再者是新加坡大专文学奖，今年已来到第17届，1998年至今为本地年轻写作人提供评比的平台，像周德成、潘家福、应磊、陈华彪等七八十世代的本地作家，都是从大专文学奖崭露头角。许多人或许不知道，中国当今两位备受关注的年轻女作家张悦然与张惠雯，也曾在新加坡留学时参赛获奖。

本地文学奖其实自多年前起就不再囿于本土，放大了疆界，具备相对宽大的国际性视野。

而今，是一个文学奖如雨后春笋般冒现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文学奖式微的时代。像台湾各县市都有各类文学奖项，香港与中国大陆也不乏征文奖，马来西亚则有花踪文学奖，可谓欣欣向荣。但台湾两大报文学奖之一的《联合报》文学奖两年前起却突然转型，不再公开征稿，成为肯定文坛作家的文学大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也宣告结束，加上多起文学奖抄袭事件，遂拉响了警钟，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奖对文学创作，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配合本报《文艺城》今天起刊载的新系列“后转调世代”（见第12版），我们找来本地年轻华文写作人，了解他们如何看待文学奖，以及他们为何要写作。

受访者包括“后转调世代”的十个年轻作者，以及本报《爆米花·字食族》专栏的六个学生作者。他们年龄介于17至34岁，有土生土长的，有新移民，也有留学生。他们是：陈济舟、嬥淳（孙一凤）、孤星子（汪来昇）、陈维彪、吴剑晓、沈斯涵、周昊、梁海彬、陈嘉炜、陈素蕊、陈芷婷、吴倩煊、吴芷珓、朱倩珂、李懿芯与王靖媚。

受访的本地年轻写作人大多认可文学奖，尤其是本地文学奖的积极意义，但也希望人们不要太看重比赛功利的一面，毕竟写作后面的路还很长。

文学奖的意义

前年大专文学奖三料得主陈济舟（26岁，学生）说，若说文学奖是创作的动力，似乎很功利；若说不是，却又违心。他认为，本地能够给予年轻作者的发表平台有限，像他这样对自我和作品都充满疑惑的年轻作者，希望获得肯定，尤其是文学奖的肯定，便是很自然的事。

善经营小说与诗的梁海彬（29岁，剧场工作者）虽未曾获得文学奖项，但他认为文学奖至关紧要，能够鼓励人创作，也提高大众对文学创作的意识。“然而除了设奖分高下，还有没有其他方式来给予写作人肯定？能不能够提供平台让更多写作人发表作品？能不能举办活动分享文学作品？本地社会若是没有蓬勃的阅读风气，家长若是不鼓励孩子创作，文学奖还能有意义吗？”

新文潮文学社与文学杂志《Why Not不为什么》的创办人汪来昇（26岁，教育工作者）认为，本地英文写作群在文学奖以外的场域，做得比华文文坛更出色。他说，英语诗人Joshua Ip、Pooja Nansi与Alvin Pang等人无论是网络（如SingPoWriMo）还是面对面的交流（如Manuscript Bootcamp）等，都成功吸引年轻创作者加入。去年起，他也效仿在网上设立“一首诗的时间”，鼓励网民以诗会友，获得不俗的回响。

他感叹说：“新华作者老龄化，华文文学圈的‘断层’已经非常严重，不加把劲是绝对不行的！”

上个月推出首本诗集《航海纪事》的陈维彪（29岁，教育工作者）也是上一届金笔奖诗歌组首奖得主。当时的奖金帮助他得以顺利出版诗集，或许这是文学奖最现实层面的积极意义。

陈维彪认为，文学奖项作为强心剂的意义毋庸置疑，不过强心针几剂就差不多了，打多了心脏可能无法负荷。作为写作人，应该将写作当成不可或缺的运动，不能总是以文学奖为创作动力。他说：“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生活琐事给淹没，而文学是座相当牢固的防波堤。”

周昊（26岁，学生）则坦言，参加文学奖是一件很不“诗”的行为。

善写诗的周昊，去年登上了大专文学奖的领奖舞台。他说：“看规则、填表格，侥幸得奖还得去领，整个过程相当机械繁琐，只有创作本身有真正的意义。但我想，参赛作品在本质上有别于平时创作，有更多（与创作本质无关的）考量与顾虑。”

即便如此，周昊依然认为创作者始终渴望，藉由像文学奖这样的平台，让更多人阅读到自己的作品。

文学奖以外的平台

我们或许得问，文学奖之后，创作应当处在怎样的状态？毕竟全职文学写作在本地似是一件难以成真的梦想，大部分本地写作人都有一份糊口的正职，确保经济独立，方能在业余时间潜心创作。文学奖的确培育了一批写作者，但并不是每个得奖人都能够持之以恒。2012年早报金奖得主陈素蕊（23岁，研究生）便透露，因为课业压力，在得奖后无法认真创作，即便有心想写长篇科幻小说，却疲于应对。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

除了本报《文艺城》，还有《新华文学》《赤道风》《新加坡文艺》《锡山文艺》等文学刊物设有发表园地。受访者中，汪来昇与同好创文学杂志；陈维彪、沈斯涵（31岁，媒体工作者）最近也各出版诗集；周昊参与台大现代诗社与社友合作出版选集；梁海彬与孙一凤（33岁）两人目前也是早报副刊《四方八面》的专栏作者；此外，吴剑晓（23岁，学生）与吴芷珓（17岁，学生）则在文学网站上连载小说。

在全球化语境下，其实并不缺乏发表作品的空间，因而创作，尤其是华文创作，似乎就是为与不为的问题了。

对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前景，许多人抱持悲观想法，但对出生于中国成都的陈济舟而言，新加坡却因为华文文学圈子小，让他更容易认识本地的诗人作家，而前辈也对晚辈大力扶持。

“栖身新加坡，新生代的华文创作者要对‘机会’很敏感。机会不多，所以一旦来了就要死死抓住不放。如艺理会每年举办的新加坡作家节，中外国际知名作家云集，文艺爱好者能和作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反而比其他国家举办的活动多。此外，南洋理工大学的驻校作家计划也是甚好的，我还跑过去‘串门’（陈济舟是国大生），上了几节苏童的创作课，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也开设了创作副修，开拓了学生新的学习管道。

游走于双语写作之间

另一方面，从几位更年轻的受访者，如同是高中二年级的陈芷婷、王靖媚、吴芷珓、朱倩珂和等待上大学的吴倩煊身上，则可看到新一代写作者双语写作的潜能，与某种程度的困惑。

吴芷珓在网上写英文短篇小说，她说：“游走于中文与英文之间，我觉得自己运用英文来创作的时候比较自然。这一点可能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对于西方文学作品比较感兴趣，所以受的影响也深一些。当我在创作一篇文章时，往往会不知不觉混合东方和西方作品中的一些特色。我本身是挺喜欢这种混搭型的。”

王靖媚则说，用哪种语言取决于当天的心情，有时则视题材，如她善用英文抒发政治看法，但个人情感方面，她更喜欢以华文表达。

最后，让我们回到写作的初衷。对受访的年轻作者而言，文学奖并不是创作的动因。至于“为什么写作？”其实是道伪命题，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不得不写的理由。

（请关注接下来每周二与五《文艺城》的“后转调世代”系列，每期介绍两位年轻作者。）

这个时代只适合微型创作？

从台湾嫁到新加坡的孙一凤，两年前以笔名嬥淳在《四方八面》撰写专栏。她说，这样的机会让她得以练习观察，磨练文笔，以及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字数内呈现完整的作品。“我心里的确有一定程度的担心，害怕自己习惯了写专栏文章，无法写较大格局的作品，但这是我必须想办法克服的。”

这里以孙一凤的担忧为引子，谈谈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微型创作。

有人认为这是符合当代精神面貌的文学新形态，也有人认为这是高度资本化、高度科技化所带来的恶质快餐文化。对这批年轻作者而言，应当如何衡量作品的篇幅与深度？微型符合他们的创作形态吗？

梁海彬经营不少传统篇幅的短篇小说，也曾写作闪小说。他认为，闪小说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闪小说可以是传统文学的延续和发展，闪小说做得好，也能够引导现代读者接触长篇作品和传统文学。“很多东西，可以尊敬，但不用膜拜，文学也是如此。”

周昊则认为，讲求速度效率本是发达城市的状态，尤其对中长篇小说和剧本的作者与读者而言，时间确实是个问题。作为诗歌创作者，便没有这种顾虑，但他写诗不是为了迎合社会的步伐，或在此之下的权且之策。

他指出，繁华如香港依然有优秀的长篇作品出版，城市除了“讲求快”，背后还有其他动因。“我认为形式最终要服务于内容的深刻，我不太在意你写什么或怎么写，但我绝对在乎你写得好不好。”

对陈维彪来说，篇幅短不一定等于快。他说：“王尔德不是花了一个上午只为删除一个逗号，又花了一整个下午，来做出重新加入这个逗号的决定吗？……我想好的作品除了是写出来的，更多时候是改出来的。我相信好作家应该都是很耐得住寂寞的，不急于发表。”

-刊登于  早报副刊   8/5/2015

#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