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雅”不干了

中学时，我的校长曾对全校同学说过他的一个愿景，那就是有朝一日当一位老人家踏上公共巴士时，巴士上所有本校的学生都会站立让座。

这样的情景在本地我始终不曾遇见；不过两年前在前往台湾瑞里山的客运上，看见了一群互不相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站立让座给老太太。

尽管老太太站在靠近前门那端，尽管前排座位已有学生让座，尽管客运其实也有些空位，而当时坐在客运后排座位的我惊觉，连坐在我面前的学生都反射性地站立起来。

有此联想，事缘多时不见的新加坡礼貌大使“新雅”狮子最近给新加坡人递交了辞职信。有趣的是，相对于“辞职”二字，信的标题选择的是字眼强烈的“我不干了”（I Quit）。“新雅”在信中提及自己累了，不想再继续面对一个越来越愤怒及不快乐的社会。信中提及各领域的当权者应该以身作则，但同时也质问了普罗大众对于行善的观念与态度，并在信末提醒：“社会和谐，匹夫有责”。

“新雅”的辞职事件若与上个月由新加坡行善运动所公布的 “优雅指数”的调查结果对照来看，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有关当局这次为何选择剑走偏锋。新加坡去年的“优雅指数”只有53分（总分100），比前年的61分降了8分，几乎要不及格了。网上对“新雅”辞职的反应不一，大致上分三种立场：有人嗤之以鼻，有人认为新雅其实早已不合时宜，也有人表示深切惋惜。

“新雅”的辞职，让我产生的第一反应是： 31年来的礼貌／行善运动是否失败了？国人是否真的病入膏盲，让当局不得不下这么一剂重药？究竟怎么样的社会才算是一个“优雅社会”？有关当局受访时表示他们是“希望透过这种宣传手法，让国人反省目前的行善现况”。目的达成，引起议论，但当“行善”必须以这样的手段来催行时，我不免开始想象着当局正面临的窘境。

建国至今，我们都是以硬性规范的手段来提倡和实行优雅社会行为，例如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各种礼貌运动、清洁运动、省水运动等等。我们也是以罚款和劳改措施来吓阻吐痰和乱丢垃圾等不负责任行为；近年来地铁公司实行“优先座位”的硬性规范也是为了减少国人不让座的情况；最近，组屋区更设置闭路电视以捕捉高楼抛物者。我们常常讲究效率与方便，对于任何问题都必须 “快、狠、准”解决。虽然效果往往立竿见影，然而这样的规范方式却常常使我想起马戏团训练动物的硬方法。

我们似乎并没有好好地探讨这个社会优雅不起来的“病因”——国人的愤怒情绪与自私行为背后，是否蕴含了哪些深刻复杂的影响因素（例如社会压力、生活方式或教育原则等）？假如我们不以中医调养病体那般，花点时间好好地“望、闻、问、切”找出病根、除去病根，并耐心熬出一碗适当火候的良药，那么我们在31年后可能看到当局还是在形式上去规范国人做出优雅举动，仍无法看见一般国人真正发自内心做出的行为举止。我们将只能做到一个伪善的社会，一个在条约与管治下才形成的“优雅社会”。

假如国人的优雅指数下跌被视为是一个问题，或许我们不应急着去“解决”它，可以试着去感受和认知问题，去面对并调解问题，其效果或许会比用单一方便的手段去压制问题来得更有效。

“新雅”可以爽快地说“不干了”，我们却必须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活，未来还必须学习与更多人一起生活。国人要如何更有同理心地去关怀在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的人，想必还是须从理解与教育着手，当问题变得可理解时，才能够找到最适当的处理方法，否则再多的吉祥物也无法提升人民的素质。

我没有失去希望，仍抱持着当年校长描绘的那幅愿景；希望有一天能在这个岛国上目睹并发出“哗”的一声——新加坡人都站立让座的情景。

（刊登于2013年5月26日——早报星期天·新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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