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家说

外国朋友捎来信息告知，她在杂志上读到“新加坡的学校只准体罚男学生，不能体罚女学生”的报道，问我“是真的吗”？

对于这类“异国奇闻”，我一笑置之。由于奇闻刊登在杂志上，我还是担忧不知多少读者会因此对新加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遐想。我曾经在台湾碰到一群可爱的台湾朋友，他们竟然问道：在新加坡偷东西会被判死刑吗？偷吃口香糖会不会判鞭刑？那一刻，我感觉时光仿佛倒流到18世纪——我是远渡的探险家，向他们述说本地国情。

但我何尝不也对其他国家的人事物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我曾经以为，非洲是一个充满贫苦落后人民的地方——更糟的是，我一直以为非洲是一个国家。

尼日利亚作家奇麻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2009年的Ted演讲会上，以《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为题发出告诫：“如果我们仅聆听关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单一故事，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误解。”

她举出一段亲身经历为例说：有一名学生读了她的书，竟向她说“没想到日尼利亚男人们都是家庭的施暴者”。奇麻曼达于是幽默回应：她刚读了《美国杀人狂》，同样没想到美国青年都是连环杀手。

奇麻曼达后来也指出，不会有人因为一本书而认定美国青年都是杀人狂，恰恰因为“美国的文化和经济雄厚的实力，使得我有机会掌握关于美国的多重故事”。

奇麻曼达认为，“故事是怎样被讲述的、由谁讲述、什么时被讲述、有多少故事被讲述，这一切都取决于权力”。我对非洲的严重误解，便是基于这个原因。

新加坡正在积极搜集故事，以组成“新加坡叙事”。如今随着资讯的发达和科技的便捷，我们将能够更完善地保存“大”主流论述以外的“小”叙事。

我发现，叙事的媒介不仅是透过口头传播，本地的各种文化习俗、各族群的语言和方言、建筑和街道、影视文学和艺术等，都可以是各种叙事的载体。武吉布朗坟场更是一个承载各种故事的实体空间。我曾经随着资深剧场工作者韩雪卿到老人院搜集故事，他们以乡音叙述了各自的人生经历。他们属于边缘群体，但他们也是新加坡人，他们的故事不应该被主流论述排除于外。

早报副总编辑吴新慧在《历史在一起》的文章指出：“个人的故事是与国家的故事共生，自然也应并存，同在一起。而说听故事的人，同样也可以穿越银幕或任何媒介与时间限制，同在一起。”

是的，这里有成功的典范，也有挣扎的小人物；有蓬勃的经济发展，也有贫苦的百姓；有消逝的历史，也有被保留的照片……单一的叙事让我们对人事物产生草率藐视的心理；多元叙事让人发现彼此的共同之处，也能激发力量。

美国有一个非营利组织StoryCorps，专门收集不同人（无论背景和信仰）的生命故事。其创办人Dave Isay 11年前在纽约中央车站设立了一个小亭子。任何人都可以带着他的亲人、朋友、爱人，到亭子里坐下面对面交谈。这是StoryCorps的开始。

一场又一场亲密的对话，陈述的都是人性的故事。说故事的人大方无比地分享，并且明白在逝世之后，他们的故事仍然受到保留，他们的子孙会通过这些故事来了解自己。分享故事的人说出了平时没有机会说的话，不留遗憾；更重要的是，一个个故事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轮廓、一整个城市的面貌。

故事让我们有机会表述我们的存在。故事让我们了解人类、理解这个世界。故事显示个体和国家之间是如何在多重层面上互相影响。于是我们的定位会显得更立体，我们的身份会更明确，未来的走向会更清晰。国家的叙事，应由大家一起说。

－刊登于 24／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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