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遁形的时代
- 梁海彬 | hB

- Dec 28, 2014
- 3 min read
在网络上可曾见过“看得见的男子”(The Visible Man)的“杰作”?
这名男子是哈桑·伊拉希(Hasan Elahi),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2002年,他在底特律机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扣留审问,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局的恐怖分子名单上。虽然最后证明哈桑不是恐怖分子,却因此让他有所启发。
为了表示清白,哈桑将自己的一举一动拍摄下来,把照片上载到个人网页,供世人观赏。迄今他已经上载了约七万张照片,记录着每天吃过的食物、到过的每个地方、购买的每样东西,甚至用定位系统,记录自己所走过的每条路线。
哈桑认为,让自己的一切行为曝光,就是保护隐私的最好方法。他将大量的信息上载至网络,即等于说明没有任何信息是重要的。
近年来,有许多艺术界人士逐渐对“艺术与隐私”的命题感兴趣。上个月,由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举办的摄影展,以“监控”为主题,探讨摄影和监控之间的关系。哈桑是其中受邀的十位艺术家之一,他把3万2000张照片排列出来,从远处看,这个照片组合像是一张七彩旗;仔细近看,却能观察他每天生活的细节。
哈桑不是第一个关心这项课题的艺术工作者。希瑟·杜威—哈格堡(Heather Dewey-Hagborg)曾经搜集人们丢弃的烟蒂、口香糖、头发等等,从中取出脱氧核糖核酸(DNA),重塑当事人的样子,充分展示了在这个时代,任何人的身份都能够轻易辨识。此外,还有两位艺术家将窃听器放置在餐馆、银行大厅、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并把窃听到的部分语句上载到推特。这项计划也大大提高人们对于公共空间和隐私关系的意识。这些艺术工作者促使人们思考这个时代的隐私问题。如今已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个人和家人、朋友在网络分享的照片,会不会因为面部识别系统的普及化,而被轻易记录下来;孩子的照片会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形下被盗用…… 等等。我们现在所谓的“隐私”,也许已渐渐成为“信息流的控制”。
其实,社交媒体网站如今已经有权把用户在其网站所公开的照片或资料,占为己有,并且使用。我们则为这些机构组织提供了无限量的数据,让它们捕捉我们的行为举止,而它们也越来越能够准确地预测到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安全生产|娱乐资讯。
美国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一次Ted演讲中,阐述了他对隐私的看法。每当有人告诉他:“我对个人隐私没什么好担心,因为我没犯罪,没什么好隐藏。”这时格伦总会说:“那么,请把你所有电邮的密码都告诉我,让我随时能够登入你的邮箱;既然你不是坏人,你应该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但是迄今并没有人会这么做。对格伦而言,人们总是认为,只有犯罪者才需要担心隐私问题,可是这样却否定了人类对于隐私的本能需求。一般人也认为,只要绝对服从掌权者,就可以摆脱被监控的可能性。但是如此一来,却等于把人类应有的隐私保护权交给掌权者,因为每个掌权者对于“服从”的定义都不一样。人们于是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无法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自我定义、建立身份,因为人在受监视之下所展示的行为和进行的思考,是绝对不同的。
这些艺术作品都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我曾见过有人把亲人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照片放上网。在这个大家都是“看得见的人”的时代,我们或许应该更留意:一时贪图手指尖上载照片的方便,而随意将他人的隐私公布于世,正是社会价值观腐蚀与堕落的开始。
-刊登于 28/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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