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建构岛国记忆?

最近一则新闻写道：一直到1984年之前，本地其实有一支志愿军团。而国家文物局目前正和新加坡武装部队退伍军人协会（SAF Veterans’League）合作，详细记录志愿军团当年的情形。目前文物局已联系上15名退伍志愿军人，并收集了百多张照片及历史资料和文物。

对这一代国人而言，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而记录这一段历史，是对整部“新加坡历史”的论述加以补充和积累。当年的历史，由当事人复述，让个人的记忆与大群体的记忆因此获得保留。

此次历史挖掘工作展现了很强的目的性。它是文物局向建国一代致敬，也是配合新加坡建国50周年纪念所举办的活动。

在迎来建国5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官方正在进行重建历史记忆的工作，当年的志愿军团如今获得认可，并在“新加坡历史”的论述中占有一席，令人感到欣慰。

历史是由许多人的参与而形成，官方在搜集记忆的工作方面付出了努力，而人民如何对待自己的记忆，也应获得关注与重视。

2012年，本地三名导演陈子谦、邓宝翠和唐惠龙，以纪录片《老情人》记载消逝中的本地人文风貌。而在更早以前，翁燕萍的《消逝的记忆》系列、陈彬彬的《备忘录》等纪录影片，都可说是国人对本地历史的个人论述。本地电影如《沙城》、《爸妈不在家》等以及各种文学、音乐或舞台剧作品，何尝不也是国人通过艺术的形式，对本地的历史记忆作出回应与反思？

国人通过不同的形式述说了历史的多个层面，建国的记忆就是这样开始丰富起来。本地剧团戏剧盒最近呈献了一出舞台剧《安乐》，导演郭庆亮在演后交流会上透露，当《安乐》上演时，他听到不同的人挺身述说了自己对当年安乐岛发生暴动的记忆，但是在之前进行资料搜集的工作时，却不曾听到这些声音。

对于在半世纪内获得急速发展的国家的人民而言，本地有关“记忆”的声音，相对地似乎显得微弱。一个国家的记忆，不能仅由少数叙述者来建构，因为这个家园是属于大家的，因此在整理这方面的记忆时，“我”和“我们”的记忆就有必要进行对话与协商了。倘若“我”是属于历史记忆中的弱势或少数，那并不表示“我”的记忆，就不应存在于“我们”这些强势或多数人的集体记忆里。所谓“集体”，不应等同于“主流”或“多数”。

对待历史记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理解：一、记忆是流动的，不是绝对的；二、记忆是多面、复杂的；三、任何对记忆的选择和遗忘都是依据叙述者的目的而进行。

所有记忆的载体都存在有限的观点，也因此都具有主观成分。通过这些记忆的载体，我们看到一个个“再现”的历史，而它绝对不是历史的真相。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真相”。

正因为记忆是无法“如实地反映历史”，因此当观点和论述越多，对话的空间就会越大，对历史记忆的挖掘与认知，也就能呈现更广、更深、更多元的层面。我们对自己以及对彼此的了解也才能更深与透彻。

建国半世纪，国民若要确立身份认同，我们需要更多来自各阶层的故事、更多非主流的记忆论述，以及更多“我”的故事。

－刊登于 1/6/14 《侵晓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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