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语言价值观
- 梁海彬 | hB

- Dec 2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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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进课室,发现熟悉的学生群中出现了一个陌生面孔,原来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学生,因交流计划来到本地。
我不谙日语,必须依赖我的学生为我们翻译。我问她来自日本何处?她回答“奈良”。我便说我到过奈良,那里到处都能看见鹿。我的学生和那日本朋友谈了许久,终于说:“老师,她说那里多的是鹿。”我说:“是啊,它们会一直跟着你向你讨食。”说到这里,我的学生就大笑道:“老师,我以为你说的是奈良有很多条‘路’!”原来,语言的谬误还没有出现在我和那日本学生之间,反而先出现在两代新加坡人之间。
当然,把一场误会说成是两代人的沟通问题,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然而在我的生活里,确实出现沟通有问题的例子:我和外祖母只能进行最简单的交流,因为我们彼此操着不同的语言;我和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往往只能以英语交谈,尽管我们都是华人。然而令人忧心的或许还不是本地人的语言能力问题(虽然这也够令人担忧了),而是国人对语言所秉持的态度问题。
我在5月份到澳门排戏时,观察到当地人以广东话为主,也通晓华语、英语、葡萄牙语。在那里看戏时,我发现在开场之前,剧场的预演通告都是以四种语言进行。本地剧场的预演广播一般是中英两种语言;如果是英语剧,也有仅以英语进行预演通告的情况。
虽然两地的国情不尽相同,但当我们对照今年初地铁公司试办华语地铁站名广播的事件,不难从本地人对待语言的态度看出,处于主流的国人对于弱势/边缘化国人的敏感度有待提高,多数国人的包容性也其实有待加强。
再举一例:上个月在毕业典礼上因“玩笑”而引发新闻的南大毕业生,就带出了本地社会对华英两种语言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执。我们习惯将阶级与语言挂钩,也习惯将语言作为优劣等级的划分。但这种观念是一个让我们故步自封的牢笼,无法引领我们迈向进步。我们可以有这个设想:假设今天崛起的不是拥有庞大市场潜力的中国,而是其他大国,家长们是否还会为孩子们每况愈下的华语程度感到焦虑呢?我就曾在一所名校,听见教师在母语双周会上,直接向学生们说明学好母语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到中国做生意。
假如我们继续以经济价值来决定语言(乃至于人)的价值,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流失更多的可能性。我曾经到过一家老人院,看见老人家们用多种语言交谈。我甚至看见一位娘惹老太太,这一秒用马来语说话,下一秒用福建话和朋友聊天,转过身又用英语与我和同事说话。当我在那群老人家面前用蹩脚的福建话说话时,老人院的负责人开玩笑道:“原谅他,他不是新加坡人。”惹来哄堂大笑。他们自有他们的世界,而那精彩的世界就要彻底消失了。
自从那一天之后,我开始有种强烈的感受——觉得纵使自己的华语、英语说得再好,我始终和新加坡的历史有一个断层。少了历史感,少了文化衔接,我觉得那负责人的玩笑话成了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质问了。
在新加坡,我们有必要重审对语言的定义和态度,因为这同时也是对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思维态度,以及身份认同的再思考。我以自己熟悉的本地中文处境为例,也希望在本地的马来语、淡米尔语、各种方言等都能够有呼吸的空间,我们的思维和观念也都能够有呼吸的空间。
其实还有一种语言,跨越文化,而且有非常明显的共通性,那就是身体的语言,它是比口头的字句还古老的语言。开篇所述的日本学生不谙华英语,只能通过观察,看同学们用身体来进行戏剧的演艺训练。后来,她表示要参与。然后我看到了这一群不懂彼此语言的同学们,竟然能够在无声中,通过对方的身体语言(跑、跳、停、卧),进行精彩至极的交流与对话。
那样的画面之所以令人震撼,让我难以忘怀,乃是因为那已超越了人类为语言所套上的种种价值和偏见。8月份,当举国欢庆国庆时,我也在思考,我该如何做个包容、敏感的新加坡人呢?
-刊登于 18/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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